一

初识谢重光老师是在先生上的《客家文化与妇女生活》课上。

(相关资料图)

那一课让我大开眼界。先生学识那么渊博，但为人却那么谦和平易；先生讲课，用“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娓娓道来,左右逢源”来形容毫不为过。我们原以为客家文化是那样的遥远而神秘，听完课后，却真切地感到客家文化就在我们身边，对客家文化油然而生亲近之感。于是，在上研究生后，我便选择了客家文化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并拜在先生门下作为其客家研究弟子中的一员。与先生接触多了，一步步认识到先生的学术造诣和学术贡献，了解了先生的治学之道和为人之道，景仰之情日增，想把几年来从师问学的感受写下来与大家分享的内心冲动也日益强烈 。

先生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世家，曾祖父是前清秀才，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前清贡生，大伯是民国初年的日本留学生，今年已107岁高龄的父亲毕业于南京大学，现在还坚持每天读书看报。良好的家族文化熏陶，使先生从小就养成了好读书的习惯，并且立志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努力攀登。粉碎“四人帮”后，科学的春天来临，先生先后考入厦门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深得韩国磐、何兹全两位史学名家的真传，并受到众多名家的教诲和熏陶，形成严谨缜密、实事求是、博采众长、不拘一格的学风，在研究中注意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和综合运用多学科的方法，对史学界的京、沪、华南各派兼收并蓄，择善而从。在学术实践中，先生特别敬仰陈寅恪先生，把他倡导的“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及“学者要预流”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在许多重大的学术问题上能够提出自己独特的观点，而又言必有据，持论客观公允。

以正确的理论指导研究的全局，这是先生研究的一大特色，最为突出的体现是先生在畲族、客家民系和福佬民系问题上的研究。他把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作为解决畲族和汉族客家、福佬民系形成问题的钥匙，其专著《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客观而科学地阐述了畲族与客家、福佬族群长期互动互融、互补共生的多元一体关系，最先提出了客家、畲族和福佬都是“文化的概念”的观点，在学术界产生重大的影响。

对史料进行缜密的考辨，在考辨的基础上灵活驾驭使用史料，是先生治学的另一特色。这样的严谨学风给同学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们从中得到极大的启示和教益。他曾多次对我们说，对于民间谱牒和晚近方志上的资料，鉴别辩伪可以说是首要的。例如，对于唐初发生在闽粤边界的“陈元光平蛮僚”事件，人们惯用明朝后期以降的方志，如《漳州府志》《云霄县志》等，这些方志记载的根据是陈氏族谱、家谱。先生却根据唐宋时期的各种文献记载，得出了与社会上流行的观点十分不同的结论，指出晚近谱牒有关陈元光平蛮的资料大部分是伪造的。以此为例，先生要求学生们做学问，在广泛收集和占有材料后，必须缜密考校，去伪存真，在严格鉴别的基础上加以使用。

以诗文证史是先生治学的又一特点。如对于唐宋时期福建到底有无莫徭活动的问题，是困扰福建地方史特别是畲族研究者的一大问题，许多研究者根据一般史料认为福建没有莫徭的活动。而先生却在中唐诗人刘禹锡和顾况等人的诗句中，找到莫徭的行踪，并把莫徭迁入福建、广东的路线勾勒出来，并揭示了“莫徭”与畲族的渊源关系，把五陵蛮、莫瑶、畲族的转化历程呈现出来。

二

先生指导研究生，也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钻研精神。我们在研究生学习的第一年里，公共课多，学习专业的时间反而不多。有鉴于此，先生并没有给我们太多的压力，只是给我们开了一些必看的基础性书目，要求我们带着问题去思考和学习，在看不同的著作时，要有鉴别有比较地去思考那些观点，哪些是有道理的，哪些是值得商榷的，并要将理论思考融汇在具体的史学研究中。先生常对我们说，理论是指导研究的工具和把握全局的钥匙，是看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宏观把握问题的依据。

按照先生的要求，在前面一年时间里，我在完成专业课和公共课之余，又抓紧时间读完了先生开列的一系列客家学著作和相关书籍。这是我上学以来读书最投入的一段时间，也是感觉收获最大的一段时间，日后在学习上每每得益于此番读书，越发体悟到先生的一番苦心，特别是对史源学和史料的鉴别取舍方面体会最深。当今从事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的研究者，大多比较注重田野调查的资料，对于文献资料，则比较注重族谱和方志，对于传世文献资料反倒相对忽略了。而正史、正典、类书、古人文集和其他典籍中还有大量宝贵资料尚未挖掘出来。如学术界普遍认为，最早记载畲族活动的文献是南宋刘克庄的《漳州谕畲》，但是先生却在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里找到关于畲族的明确记载，把畲族在文献中最早出现的时间推进了几十年。先生的言传身教让我们这些初涉史学的学子懂得，史料的发掘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古代文献仍然是历史学科的基本资料来源。

在论文写作上，先生要求我们一定要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论从史出，严谨治学才能获得新成果。针对当今学术上的浮躁风气，他一再叮嘱我们要找原始材料，研究历史要从第一手的文献档案入手，不可空发议论，写那些大而无当的东西。他反复强调“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意义，强调历史学研究要耐得住寂寞，“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对于当前盛行的浮躁学风，这不啻一剂“醒酒汤”，使我们头脑清醒。

先生平时和我们聊天，也多是以学术和研究为主。如先生刚从东南亚讲学归来，我们请他给我们介绍东南亚的风土人情。在介绍了台湾的习俗和社会文化后，先生的话题又转向我们的学习，询问我们的学习情况和思想状况。我便把自己这段时间看的关于畲族和客家关系的认识粗略地向先生作了汇报。先生认真地听完后指出，应该注意畲族形成之前就和汉族有交流和互动，一边形成一边汉化，故畲族形成过程同时也是汉化过程。这使我茅塞顿开，解决了论文第一个章节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对我论文写作产生了莫大的帮助。

先生授课如同他的研究一样，具有鲜明的特点。他不像有的老师，永远拿旧教案照本宣科，而是着重讲自己的研究心得和最新研究成果，所以新见迭出，引人入胜。从罗香林开创客家学研究至今，客家学的研究已经走过百年时间，众多的前辈和时贤已出版大量的专著和论文，成果可谓丰富。先生在继承前贤研究的基础上，能够“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先生是从理论上全面而科学的提出“‘客家’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不是种族上、血缘上的概念”的第一人。他提出“客家是一个文化的概念，而不是种族的概念”，“宁化石壁是文化理念的建构；客家先民南迁不一定要经过宁化石壁”，“南方少数民族文化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来源”等重要观点。他对客家的新界定鲜明地纠正了罗香林关于客家界定的传统观念，明确指出是北方南迁汉人携带的中原文化与闽粤赣交界区域的土著共同形成了客家文化，因而是南迁汉人与闽粤赣交界区域的土著共同缔造了客家文化。他还运用这一观点论证了客家先民大多是普通的劳动人民，而不是出身高贵的中原高门大族的后裔，从而还民族融合的本来面目。课堂上近距离聆听着先生的这些精辟的见解，不但常有享受精神盛宴之愉悦，而且也为先生不媚俗，不人云亦云，不计个人毁誉得失、敢于坚持真理的勇气所折服。先生讲课的技艺很高，语言很有感染力，听他的课，可以说也是一种语言艺术的享受。正因为如此，他的课程很受学生欢迎。

作为历史学者，先生还秉持“经世致用”的原则，主张把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认为传承客家文化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斋研究上，更应该把研究成果向社会宣传、推广和应用。他多次欣然接受来自美国、日本、东南亚和台港澳以及国内各地的邀请去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进行讲学和学术交流。

可以说，先生不仅教会了我学术研究的方法，更教会了我许多为人处世的道理。做人和做学问，本身是一致的。谁也不会认为，一个道德水准低下的人，却能在学术研究上领袖群伦。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是先生一直对我们的要求并鞭策。如今，我也有幸在高校工作，我将把老师对我的教诲传授给我的学生，把老师的思想和学说发扬光大。我有幸在我求学路上遇到先生这样的良师，对于为学和为人之道，我将终生铭记先生的教诲！（福建教育学院文科部 谢彪）